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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what Trump said: “What China really treated the world badly on was, they stopped people going into China, but they didn’t stop people going into the US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he said. “You couldn’t fly out of Wuhan to go to Beijing and or to any place in China… you could … Continue reading
1. The new books network podcast with Keith Krueger What are the arguments in favor of social hierarchies?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how hierarchy is viewed and valued in China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forms of social hierarchy are morally justified and how can they be promoted in the future?Drawing on a wide … Continue read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at Saturday’s news briefing that Beijing should face consequences if it was “knowing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3080574/trump-says-china-could-face-consequences). Where do such allegations come from? Surprisingly, it’s not just from the fertile imaginations of obscure conspiracy theorists or Hollywood screenwriters. Such claims are also published in mainstream media organizations. Niall Ferguson … Continue reading
专访 | 贝淡宁：跳出西方教条框架，用“贤能政治”来思考中国 Cited from PUP China WeChat account: http://mp.weixin.qq.com/s/k4ee9hgXxVaWu3_ZmgVCuw Daniel Bell 贝淡宁 贝淡宁是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与哲学系教授。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数本有关东亚政治与哲学的著作：包括The China Model (2016)，China’s New Confucianism(2008)等。他是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的主编。他的文章常常出现在东西方主流媒体上，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3种语言。 他与PUP合作出版的The China Model（译为《贤能政治》）自出版起便在社会引起广泛反响与讨论。书中挑战了西方学者“民主VS专制”的传统思考方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用“贤能政治”的概念表达出来。这是一部极具原创性思考的学术作品，为东西方的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新角度。 日前，贝淡宁教授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谈到自己的研究、谈到The China Model一书、也回答了读者们的疑问。 关于贝淡宁的研究领域 1 PUP China 您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也做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研究。您认为近十年来，西方在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看法和认知上，有什么变化吗？ 贝淡宁：我觉得没有很多变化。目前，大部分的西方学者还是只考虑两种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他们很难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用哪种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还没有很深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一方面，西方的领导人、记者、学者仍然用民主VS专制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在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记者态度并不开放。因此，《纽约时报》或者一些欧洲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也并不友好。学者方面还是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人开始承认旧标准有其教条性。赴中和赴外留学交流的学生与学者也促进了外国和中国互相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通过学习中国的独特情况，他们会更加客观地对待中国问题。 关于贝淡宁的著作 The China Model 1 PUP China 您的作品The China Model在中国和西方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是什么使得您想要写作这样一部作品，您觉得写作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贝淡宁：中国的政治制度希望选拔出优秀、有经验、可以适应新情况的领导人，虽然理想和现实有很大差距。我的书主要讨论了为什么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未来的政治体制和进步程度。很多批评觉得我的书中对于理想和现实的范畴处理得很模糊，但是我觉得理想和现实这两者都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政治体制的水平。用民主VS专制这样两极分化的标准并不合理。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情况和历史传统。在二战后，西方人觉得不论国家的历史、规模和文化，选拔领导唯一的方式就是选举。我希望The China Model可以让西方人跳出教条的思考框架，并鼓励中国人用这样的标准评价自己。 2 PUP China 在The China Model中，您采用贤能政治的概念来表达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您觉得贤能政治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呢？ 贝淡宁： 第一，因为国家的规模。中国的规模巨大，不应该用小国家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小国家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它的问题不会影响整个世界。但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中央政府的政策非常复杂，如果领导没有政治经验将会举步维艰。大国家的政策会影响整个世界，如果盲目用选举民主制度来选领导，有可能会选出没有足够经验的领导。中国的大规模意味着它需要用贤能政治的标准来选拔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作品Political … Continue reading
Cited from http://www.thereadinglists.com/daniel-bell-reading-list/ Recently interviewed by Phil Treagus, for The Reading Lists. The Reading Lists has mission to inspire more people to pick up great books and use them as the stepping stones they are to achieving huge success and having massive world impact. Here’s the full interview. Daniel Bell is Dean of the School … Continue reading
Daniel Bell on a Vertical Model political system Daniel Bell, Professor of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eaches political theory in Beijing. In this slyly witty talk he challenges our political intuitions and debates what would be a desirable poli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assumptions that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meritocracy are good things. He discusses the … Continue reading
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 cited from 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132/ 欢迎来到第一百三十二期凤凰网读书会。2013年4月13日下午我们相聚在单向街书店。本期读书会我们邀请到《城市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贝淡宁老师与中国大陆著名学者汪晖老师进行对话。贝淡宁老师发明了“爱城主义”这个新概念，而汪晖老师在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反思上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城市有什么理解？贝淡宁老师将有什么回应？本期凤凰网读书会为大家一一展现。 编者按： 城市，作为比村坊更高级的共同体，从古希腊城邦时代起，就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和好生活的象征。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地域特征，城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精神。北京，代表着中国肃穆和正统的文化和政治；巴黎，弥漫着高贵优雅的时尚风格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纽约，自由女神象征的新天地和美国梦承载的野心勃勃…… 19世纪，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一批现代意义的大都市崛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人员、商品自由流动和日渐开放的气氛，一方面，部分城市患上了极右的排外症，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忧现代化的力量会摧毁城市的特殊性，造成城市建设发展的千篇一律–钢筋水泥，标准式建筑，繁忙寂静的生活。城市是全球半数人类的栖居地，它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的心灵的重任。没有城市精神，城市何以安顿我们？ 如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0%以上，古老的以乡土社会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各具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除了原住民，城市还容纳着千千万万被众多经济文化等机遇吸引，离开故土，到城市谋生、发展的外来人口。如何塑造如此混杂的一个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我们期待的好结果当然是多元、包容和自由，但是现实往往是冷漠、疏离、分裂。 贝淡宁说，当下爱城市比爱国更值得强调。爱城主义能有效塑造城市的认同。汪晖进一步提出，必须保留乡土与城市之间的绵延关系，才能为城市找到真正的根基。他们的思考，为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编辑：邓欢娜) 凤凰网读书：各位读者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单向街书店，参加凤凰网读书会与单向街的文化沙龙活动，我们读书会今天将围绕“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该如何安顿我们”这个主题来展开。关于城市化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讨论了，但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怎么去安放我们自己的灵魂，我想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城市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贝淡宁先生，还有著名学者汪晖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城市的精神》的含义，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李杰。 贝淡宁：我们爱城市，却没有相应的爱城概念 李杰：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的读者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贝淡宁教授的新作是《城市的精神》，今天我们也想请他简单和我们沟通一下，了解他写这本书的过程以及他所理解的城市精神，和他眼中所观察到的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还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汪晖老师，汪晖老师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曾经担任过《读书》主编的过程之中，在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反思上面，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果，下面我们掌声欢迎这两位老师。 我想先请贝淡宁教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和以色列的艾维纳教授，两个人是什么时候有了创作《城市的精神》的这本书的动因？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之中，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请汪老师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回应，以及他最初读这本书的感受。 贝淡宁：首先要感谢重庆出版社，还有老朋友汪晖的帮忙，非常荣幸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是和以色列的一个朋友一起写的。很多人批评美国的城市，说美国的城市都一样，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没有什么气质，没有什么精神。我们发现旧金山是独特的城市。我是蒙特利尔人，蒙特利尔是我的老家，这么多城市之中，其实我更爱我的城市，当然我是加拿大人，我更爱加拿大，不过说实话我更爱我的城市蒙特利尔。艾纳反对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的政府，他是比较偏左派的，他觉得以色列人不太有自己的城市的概念。 很多人在讨论爱国主义是什么东西，爱国主义是政治哲学家的问题，可是没有爱城市的概念，而且英文没有这个词，爱城市用英文来说是Lovethecity。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IloveNewYork”是很著名的口号，现在也有人用英文写“IloveBeijing”等等，可是也没有一个词表示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个词civism，爱城主义，中文也没有这个词。 一开始写这本书是在2001年的时候，9月份我们一起散步，我们想写这本书，讨论爱城主义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当初是2001年9月5号，大家都知道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我们想研究纽约这个城市，可是911以后谁敢去纽约研究纽约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可是几年以后，纽约慢慢恢复过来，我们再开始写这本书。我们选了九个城市，这九个城市有非常独特的精神，我们觉得怎么解释这样的精神，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精神是好东西？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 汪晖：城市是打开多样性的重要方式 李杰：好，感谢贝淡宁。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汪晖老师。贝淡宁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爱城主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更接近生活实际，不像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些归类在政治哲学的严肃问题。有这样的说法：巴黎人说我是巴黎人，法国只不过是巴黎的郊外，北京人好像也有这样的概念，离开了北京，我们接下来就到了地方，如果离开了上海，我们就到了乡下，青岛人永远说我们是青岛人，很少说我们是山东人。国外和国内都有这种类似的心理，您是怎么看待的？ 汪晖：你这个问题还不太好回答，为什么呢？在我的理解中现在都讲城市主义，至少在文化研究里面，城市似乎是一个最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的空间。我注意到我们现场，第一是人口很年轻，第二，绝大部分人口都不是当地人，可我们都生活在北京这个空间里，这就是北京的包容性。大家觉得城市本身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或者是超越一个单一地域的特殊空间。 说到认同，就你说是哪个城市或国家的人而言，认同常常与你是跟谁说、在什么情景下说有关系。比如你跟一个人纽约人说我是上海人或北京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会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觉得这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文明和地方性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比较多样性的认同，来描述我们的状态。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主义也好，它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会使我们生存状态的多面性被单一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种相对的身份认同，我们有自己的家、村庄、城市、省，还有地域、国家、亚洲，还有北方、南方，这些都是我们认同的一部分。我们有宗教的信仰，也有地方的习俗。所以，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的描述，是打开多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方式。就这个问题而言，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贝淡宁：比起爱国主义，更应强调爱城主义 贝淡宁：我同意这一点，可是我觉得20世纪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觉得最重要的身份是国家，我是加拿大人、我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等等，很少有人讨论我是这个城市的人。21世纪的时候，更倾向于讨论我是什么城市的人，这个有一点变化。我们不反对爱国主义，可是我们觉得爱国主义更应该强调爱城主义，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太过分的爱国主义，会导致战争和敌对，国家和国家可以打架，可是城市不会和别的城市打架，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的身份就是我的国家身份，我愿意为自己的国家牺牲，这个不一定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如果我的身份是北京、中国、天下等等，我不会盲目的为自己的国家牺牲，会考虑怎么衡量不同的身份，这是很重要的理由。比如说纽约，纽约人他们更爱自己的城市，而且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大部分的纽约人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这和爱城主义就有一些关系。 第二个理由，为什么爱城是好东西呢？因为有一些政治的问题国家很难解决，比如说全球变暖的问题，美国那么大，中国那么大，有太多不同的利益。国家解决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问题，我没有那么乐观。可是有一些城市他们特别强调环保，比如说中国的杭州，美国的旧金山，他们这些城市有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们可以跟别的国家的城市一起解决环保等问题，而且比国家更有效。有一些政治目标很重要，国家很难解决，可是城市可以解决。如果一些城市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我们是环保的城市，可以和一些姐妹城市一起解决这些政治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和以色列的朋友觉得解决贫困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不管是社会主义学者或者儒家学者，我们都觉得政府第一个责任是解决贫困的问题。有时候爱城主义对这个目标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山东的曲阜，曲阜原来我去过，十年以前很穷，现在比较发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强调我们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因此吸引了很多游客，这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贝淡宁：独特的城市精神产生市民的归属感 李杰：感谢贝淡宁，他刚才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了一下爱城主义。我们知道今年的两会上面，曾经国家总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采用城镇化的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按他的话说，当时到农村的时候，农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我想问一下贝淡宁，你所了解到的，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是不是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希望尽量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他们希望过上一种什么样的城里人的日子？城市是一个人群分殊特别巨大的地方，比如说有高级白领的生活、有送餐工、洗碗工的生活。是不是农村人都考虑好了这样的差别？我想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贝淡宁：很多时候他们在比较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每个城市应该有不同的独特的东西，不同的气质，不同的精神。我先回答农民第二问题，加拿大的农民很少，可能有2%-3%。20年前有一个中国的朋友问我，关于加拿大的农民的政治倾向问题。城市人和县城人的文化还是不一样，大部分的城市人政治方面比较偏左，乡下人或者是小县城的人政治价值观比较偏右，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这是最大的区别。 我们关注的问题还是不一样。很多人希望变成城市人，如果每个城市都千篇一律，那不一定是好东西。比如说我家小区旁边有麦当劳的餐馆，我不认为这个餐馆值得骄傲，有独特的东西我才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自豪。为什么这个是好东西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归属感很重要。所以我们强调每一个城市应该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气质，自己独特的东西，这样城市的人们才会有归属感。 我觉得中国也是这样的，如果我的城市和别的城市都一样，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我对这个城市就没有很强的归属感。上海和北京可能还是比较独特的城市，所以“我爱上海”，“我爱北京”，这个大家都会理解。可是如果有一些城市，像一些美国的城市，没有什么意思，虽然城市化的过程很重要，不管是中国，整个世界都有这样的倾向，可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把开放包容的精神和独特的精神结合起来。 汪晖：城市建设速度过快，造成千城一面 李杰：刚才贝淡宁老师谈到城市最主要的精神是包容，在包容的过程之中还有它的独特性，很可能这种独特性是爱城主义最根本的发源地，因为它有这种独特性，我为我的城市而感到自豪。汪晖老师您研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很久了，整个中国在过去的十年或者是二十年里，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里，是不是也有这种理解或者包容性、独特性，是不是拆迁了以后，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个样子？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城市都是立交桥、工业园、高楼大厦，一下大雨的时候，所谓的城市都被淹得一塌糊涂，汪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汪晖：我觉得大家一起来讨论比较好，刚才贝淡宁讲了一些他的想法，基本的看法是，每一个地方需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且这个独特性不仅仅是建筑，而且要让你有归属感，这当然很重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我想李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个很深的担忧。一个是过去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过去20年来，城市化进程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可以说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才会到这个地方来。现在国家又提出要进一步的城镇化，要把更多的人口吸引到城市里面来，最大的担心，我想一个是城市建设上的速度过快，造成的千城一面–现在无数的城市，特别到了地方性的城市，样子都差不多。中国县城规模实际上放在欧洲，就已经是很大的城市了，不算是小城市了，可是这些城市看上去，比如说八九十年代建的，到处都是马赛克，下一个时期到处都是蓝玻璃，过了一段时间又是一个。虽然不是绝对，但确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大。 不同的城市在怎么处理自己的文化上，我感觉是有差异的。刚才贝淡宁举的例子是杭州，我觉得杭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现在也面临由于过分旅游化造成的问题，总体而言我的看法是比北方城市要好。我自己的老家在扬州，我觉得它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变化巨大，包括在保护旧城和恢复一部分古城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很多地方都要好。在江南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城市，他们从设计开始就比较注意，而另外一些地区就相对的弱一些。一个方面是城市化会带来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在于地方文化和城市建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每个地方重不重视，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由于大跃进，我认识一些城市设计和建筑领域的朋友，他们说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研究，因为城市化速度很快，每天都画图，画了就可以挣钱。可是一个城市和建筑研究后备是长时期的，你要研究一个建筑，不光是要研究建筑的本身，还要对整个环境、文化、历史进行研究。因为现在城市有大量外来人口，清华五道口这，真是全世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有的时候坐在咖啡馆，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哪，会有恍然的感觉，北京确实是国际化、全球化的都市。但即便是这样的空间里面，到底怎么能够容纳新人口，包括各位都是很年轻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写了一本书叫《蚁族》，现在还有一本书叫《工蜂》，诸位大概不是蚁族就是工蜂类型的人。在城市的空间里面，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人口获得尊严、塑造有认同感的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汪晖：拉面文化反映城市里“看不见的社群” 汪晖：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城市的时候，难免就会想到交通、建筑、住房，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商厦，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城市化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无形的，我记得前年，我去参加民族大学的一个学生答辩，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他研究彝族从大凉山地区迁徙到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打工者的生活。我自己后来也跟着一个团队，一起到大凉山那个地区去做过考察，去看这个少数民族到不同的地方来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也参与一些这样的讨论。比如说我参加过一个在北京的拉面经济的讨论会，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给我极大的教育，因为我才发现对自己的城市是非常无知的。我们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拉面馆，可是我们不太知道拉面文化和它背后制度条件。在北京或者在全国，兰州拉面实际上经营者绝大部分都不是兰州人，都是青海到这些地方来的。过去有一个传统，这个拉面馆200米以内不能建另外一个拉面馆，因为如果太近了就争生意了，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习俗。但是移民到了都市以后，再也不像旧的空间。这么密集，这么多的消费者，很多人要吃拉面，还有服务不过来的问题，集团化的问题，竞争的问题。最早是500米，后来就缩短到200米，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种协商的机制，怎么在一个距离之内看人口和需求安排拉面馆的分布。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社群。 这就导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有研究民族学或者是人类学的大学者，比如说费孝通先生。他们都是研究什么的？研究所谓的社群。社群在过去都是以一个村庄，一个地域为中心的，所以它的社群跟村舍的建筑，跟宗族的关系和邻里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可是大家都知道，你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是外面移民到北京来的，你会发现进入到这个城市的空间以后，你原有的社群关系彻底的被改变了。虽然北京是我是生活最长的城市，快30年了，可是我想到故乡的时候，还是想着我的老家，不会想着北京这个城市。但北京又是我不可或缺的东西。坦白说我特别想念我的家乡，可是如果让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一直这么生活下去，我可能也不会习惯。换句话说，北京变成了最适合我的生存之所，但是我对它并不抱有对家乡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 实际上在今天流动性的城市里面，恰恰是这样的人群占了很大的比例，刚才讲到爱国和爱城，今天和传统城市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你在这儿生活，你不见得需要对它有那么强烈的地方性认同，可是你又觉得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支持你的归属感的是什么东西呢？贝淡宁的书里头讲到政治的城市–北京，在八十年代我记得我来北京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心里都有很特别的情绪会涌动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东西触动他们，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群不一样，认同的也比较多。比如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样的区域，比如五道口，像东京的涉谷，都是所谓的年轻人聚集的地区。这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不是靠高楼大厦，是靠人创造出来的文化。 还有一种东西，我觉得在座各位也许在上大学慢慢淡化了，可是我所了解的工人、劳工、做社会服务的，他们到了城市，你会发现他一直保留着在家乡形成的纽带。比如刚才我说回民在这儿做拉面的，或者彝族在东莞打工的，他们在家乡其实不见得认识，可是到了这个地区以后，就开始重建自己的社区性、社群性，这种社群我们把它叫做“看不见的社群”，它不像一个村庄是可以看见的，但实际上是我们日常生活内部的纽带，这个纽带我觉得是长时期的。贝淡宁书里这些故事有很多。我所知道的人的这些故事，都是由人这样的纽带编织起来的，所以有很丰富的文化上的内涵，也因此构成城市化叙述空间的时候，没有办法用一个叙述来描述，因为四通八达，连着各个方面。 贝淡宁：爱国与爱城市不矛盾 贝淡宁：我就补充一下，关于认同的问题，城市和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我可以爱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可以爱加拿大，也可以爱美国，也可以爱中国，爱好几个国家大家都有一点怪，可是我可以爱两三个城市，这个没有矛盾，你爱北京和爱扬州没有矛盾，我爱我的老家蒙特利尔，我爱北京，没有人觉得矛盾。我觉得城市对外来的人比较开放，包括对外国人，比国家要开放。当然如果要让这些外地的人对城市有归属感，对这些人应该有比较平等的态度，比如说户口，这个是一种障碍，对不对？这个是长期方面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归属感，其实这方面与国家不一样，因为国家和国家有竞争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不好的东西，可能会导致战争和对抗。城市和城市也有竞争的关系，比如说上海和北京，但这不是问题，而且可能是好东西。就是因为有竞争的关系，所以你更想保留自己城市的精神。为什么北京、上海比较独特？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有竞争关系。 关于建筑方面，这个可能是中国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解放以后有30年左右按照苏联模式建楼，一些建筑家觉得这个很糟糕。这30年一般来说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建新楼，这个也不太好。我觉得欧洲的城市比较好，每个欧洲城市都有独特的建筑，可是美国这方面差不多都一样。所以中国在建筑风格上学了30年的苏联的模式，30年的美国模式，结果不太好，好像每个城市都差不多。 精神这个词它是表面上的东西，关键是大家想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不一定大家都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般来说，北京不管是什么人，比如出租车司机，通常都会讨论政治的问题，可是上海人对政治的问题没兴趣。在我的老家蒙特利尔，大家想讨论的是语言的问题，说法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总是有一些矛盾，这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我的朋友的老家是耶路撒冷，大家都在讨论宗教的问题。在这本书我们是按照九个城市，每个城市关注什么问题，怎么解释这些问题来写的。因为我们都是政治哲学家，所以我们想讨论应该怎么解释这些问题，蒙特利尔为什么关注语言的问题，北京为什么讨论政治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应该跟汪晖老师学习，因为他在这方面研究得很深刻。 李杰：好的，谢谢贝淡宁。我理解贝淡宁所说的城市和国家的看法，好像类似于我们看足球，比方说是欧洲足球俱乐部杯年赛，各个城市之间比赛，比如说今天曼彻斯特队输给了法兰克福队，并不会因此引起战争，但是德国队的输赢就会有很多象征意义。后来发明足球俱乐部的年赛，各个城市之间相互展开竞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化解民族政治文化上的冲突。像中国的几个城市，现在也有展开各自的和平竞争和比赛。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化的进程，您也是亲眼看到的，我想请您简单的评述一下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变化，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是让人满意？比如说现代化的速度太快了，可能遗失了很多东西，这种发展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几年前看到《纽约时报》上有一首诗，它是这样写：我们的首都北京的“铁鸟”。我看了半天才明白什么是“铁鸟”，就是盖房子的架子。我想请您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整个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里面的得和失，它的整个给你的感觉是满意、吃惊、遗憾，还是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贝淡宁：我觉得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解决贫困的问题，如果现代化可以解决贫困，基本上是好东西，这方面我不会反对。可是除了解决贫困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怎么保留，如果说现代化的结果是破坏这些古城，然后大家都觉得对自己的城市或自己的地方没有什么归属感，这个是比较遗憾的。所以问题一方面是怎么解决贫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怎么保留归属感。而且归属感不是稳定的东西，当然有一些变化，归属感可能包括一些包容性、多元化的一些精神，可是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建筑方面已经有同质化的过程，所以怎么恢复或者怎么用新的解释精神替代，这样才会有归属感。而且归属感跟社会责任很有关系，如果我对自己的城市没有归属感，我觉得不是我的家，对这个城市的人就没有社会责任。有归属感，才会有社会责任。现在中国社会缺乏社会责任，我觉得跟归属感有关系，怎么恢复归属感？每个城市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 汪晖：“政治公司化”让日常生活被资本控制 李杰：我插一个问题，这两天我们看到互联网上一则新闻，就是江西的凤凰古城，现在你要进这座城市要交148元的门票。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笑话是，有一个小伙子带着他的女朋友回去见他的父母，由于他女朋友不是凤凰城人，所以要进夫家的门，先得拿148块钱买张票，否则的话就进不去。我想这个问题和几年前流行的一种概念相关，他们有一个说法，是“经营城市”，我们的市长就是我们的CEO，就是我们的老板。你是怎么看待和评价“经营城市”这种中国现在比较流行的观念？比如像凤凰这种非常有名的古城，进城要收费的问题？ 汪晖：我说几句，我也看到这个消息。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安徽已经早就有了，黄山脚下的洪村重建之后也受到保护。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觉得跟你说的“经营城市”有关，这个跟城市和政治、政治结构的关系相关。中国的改革有一个放权的过程，地方的权利越来越大，我用一个词叫做“政治公司化”，尤其是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不像一个政府，所以它变成一个经营型的构造。这也是城市规划当中带来的一个问题，盈利性高，是经济性的城市。最终是以增值、资本、扩张作为它的前提，看起来是有保护性，但另外一方面使得真正的文化–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实际上被资本的力量完全控制了，这个我觉得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流动。因为这些保护它有一定的保护性，比如说洪村也是，如果完全开放，它就会变成一个旅游地，结果这些地方完全没有办法可持续，就变的不可持续，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里面有好的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城市的人天天工作，有假期的时候会出去旅游，旅游都是一团一团的到一个地方，都是被商业拉动的。一方面是拉动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对很多地方文化是一种破坏。刚才说了好的方面，可是也有坏的方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以旅游为中心的，复建了很多好东西，目的是为了吸引游客，包括大量假古董的出现，都是以旅游文化为中心的。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单独城市的问题，它和今天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导致了对很多地方文化的破坏。 汪晖：过去城乡之间的绵延关系现已不存在 汪晖：另外一点，我觉得城市是有历史的。刚才贝淡宁说国家和城市的不同，但是在他的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同也是从历史里面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在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城邦国家时期，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的周代，城市和城市之间也要打仗，并不是城市就天然和平的，城邦国家是打仗的。你设想一下，如果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城邦林立的国家，城市之间可能不会那么和平相处。也就是说，新的更大的共同体的出现，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异，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个历史变化，这当然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变化。 这本书里面描述的主要都是十九世纪以来称得上都市的地方，主要写的是北京，北京是很特别的，其它的都是十九世纪以后产生的都市。十九世纪的纽约、伦敦、巴黎是我们今天想象城市的主要依据和研究对象，比如我们看到本雅明在巴黎等等。但是二十一世纪跟十九世纪形成的都市之间我觉得有差别，我并不是要美化十九世纪的城市，十九世纪的城市同样有阶级分化，有贫民区，有富民区。不过从本雅明描写的巴黎来看，它的开放性很高。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城市里面，一方面边界似乎完全消失，但是另外一方面跟人的关系不一样了。 … Continue reading
Choosing Confucianism: Departing from the Liberal Framework An Interview with Daniel A. Bell by Emilie Frenkiel [10-09-2012] Beijing’s Confucius Temple _ E. Frenkiel
Daniel was at the recent WEF meeting at Davos. He spoke at Hub Davos about civicism and Confucianism. You can view the talk at http://hub.vg/Danielbell2012. Daniel also authored two “Memos from Davos” for the Huffington Post. These can be viewed under ‘Articles’.
Daniel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ustralia where he spoke at several events including two in Melbourne – at Asialink bas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nd the Grattan Institute. At Asialink, Daniel gave a talk entitled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xploring how China’s Confucian values can and are influencing the shape of China’s foreign … Continue reading
Daniel A. Bell (贝淡宁) 